苏砚的私人电脑坏了。
准确地说，不是坏了，是被人动过。她早上到公司，习惯性地输入密码，系统提示“密码错误”。她以为是手滑，重新输入一遍，还是错误。第三次输入的时候，她停住了。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是07:43，这个时间点公司里只有保洁阿姨在。
她打开手机，连上公司的内部监控系统。走廊的画面显示，凌晨四点十七分，有一个人用门禁卡刷开了她办公室的门。画面里的人的侧脸，被走廊应急灯照得很清楚——是她的技术总监，今年刚提拔上来的，跟了她四年的老部下，方以恒。
苏砚放下手机，对着那台被锁死的电脑坐了很久。久到秘书敲门进来送咖啡，她才抬起头。
“通知安保部，封锁十七楼到十九楼的所有办公区域。通知法务部，林律师带队，八点半到我办公室。”她顿了顿，“通知陆时衍，让他来一趟。”
秘书愣了一下。前两条指令是常规操作，第三条不常规。苏砚从来不在工作时间叫陆时衍来公司，这是他们之间那条不成文的界线——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两个领域各自为政，互不干涉。现在这条线被踩断了。
陆时衍在四十分钟后赶到。他穿了一身正装，领带却打歪了半寸，头发也有几缕不服帖地翘着——显然是从律所直接冲过来的，连后视镜都没顾上看一眼。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苏砚正站在落地窗前，背对着门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。
“你电脑里的东西，有多重要？”陆时衍没有问“怎么回事”“要不要报警”之类的问题。他和苏砚之间不需要这些。
“足够让公司市值再蒸发一次百亿。”苏砚没有转身，“方以恒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他毕业就进公司，连简历都是我亲自看的。四年来，我给他最好的项目、最高的权限、最快的晋升通道。我甚至在董事会上力排众议，让他破格进了核心层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新闻稿。但陆时衍听出了那层平静下面压着的东西。那是一种被辜负之后，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自我审视的钝痛。你信任一个人，给了他你所能给的一切，然后他深夜里潜入你的领地，在你最脆弱的地方动了一刀。
“我去找他。”陆时衍转身要走。
“不用找了。”苏砚终于转过身来，把手机递给他。屏幕上是一条方以恒发来的消息，发送时间是凌晨四点五十二分，内容只有三行字：
“苏总，对不起。我母亲在国外治病，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