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，简笔不像简笔。
“你打算用这种方式给规划局发律师函？”苏砚问。
陆时衍转过头，看到是她，也不惊讶。他把笔帽盖上，扔回笔筒里。笔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精准落进笔筒，但他转身的时候肩膀不小心撞翻了旁边那摞半人高的案卷。文件散了一地，像一群被风吹乱的鸽子。
“不好意思，”他蹲下来收拾，“这些都是拆迁相关的资料。我查了一下午，规划局的、城建局的、文物局的，还有——”
“树的事。”苏砚替他说了。
陆时衍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抬头看她。苏砚站在门口，逆着走廊里的灯光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但陆时衍跟她打了这么久官司，又跟她处了这么些年，能感觉到她此刻的情绪像一杯正在降温的开水——表面平静，底下全是翻滚的气泡。
“树的事。”他站起来，从桌上拿起那份刚打印出来的规划局文件，翻到第三页，指着一行字给她看。苏砚低头看了一眼。文件上盖着红章，写着“关于银杏巷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绿化移植方案的批复”，附件里有一张表格，罗列了待移植的全部树木，品类、树龄、胸径、移植地点。那棵银杏树排在第二行，树龄写的是“约八十年”，胸径“零点八米”，移植地点写的是“市园林局苗圃”。
苗圃。苏砚的目光在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。八十年的树，要挪到苗圃里。苗圃不是家。苗圃是临时中转站，是树木的中介公司，进去之后能不能活，能不能再出来，谁也不能保证。她当年在那棵树下坐了多少回，对着那个空石凳说了多少话，没人知道。那棵树见证了她父亲破产后最狼狈的那些年，也见证了她在停车场上跟陆时衍放狠话的夜晚。它还没见证够。它不能走。
“有没有办法把它留下来？”苏砚直截了当地问。
陆时衍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递给她。这是一份关于“古树名木保护条例”的法规汇编，他在里面夹了便签，标注了相关条款。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木，名木是指具有历史价值或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。那棵银杏树树龄约八十年，不够百年，不符合古树的法定定义。至于“名木”——需要有明确的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相关联，且需经过专家评审和公示程序。
“程序能走，”陆时衍说，“但时间不够。规划局给了三个月期限。专家评审最快也要半年——而且在没有明确史料佐证的情况下，过审的概率很低。”
“那就找史料。”
“找了。”陆时衍靠在办公桌边，双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