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抱胸，语气难得地有些疲惫，“电子科大建校档案、银杏巷居委会的街巷志、市档案馆的民国老照片。我全都调了一遍。这棵银杏确实是一九四几年种下的，种树的人是当时电子科大的一位老教授——但这位教授本人不算历史名人，种树的理由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，就是那年秋天他妻子生了孩子，他在门前种了棵树当纪念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一个教授，一个新生儿，一个秋天。这种事放在历史里，太小了。”
苏砚沉默了片刻。然后说了一句让陆时衍意外的话：“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那棵树下，是我六岁那年。那时候树还没有现在这么高，石凳也不是现在的石凳——是两块红砖垫着一块木板。我坐在木板上，父亲坐在旁边的砖头上，跟我说，以后你有什么话不想跟人讲，就来这里跟树讲。树不会回答你，但树会一直在。”她的声音不高，像是在复述一段很久远的对话，每一个字都小心翼翼地掂着，怕碰碎了，“后来他破产了，我们家搬出了银杏巷。但我还是会骑车回去，坐在石凳上，对着一个空位子说话。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。”
陆时衍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安慰，也不需要解决方案——至少此刻不需要。她只是在对他说一些话，就像她当年对那棵树说话一样。需要的不是回应，是有人听见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。窗外的府南河在黄昏的光里泛着灰蓝色的波纹，歪脖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上，被风吹得一晃一晃。
“我去找人。”苏砚忽然说。
陆时衍看着她。“找谁？”
“规划局的局长、分管城建的副市长、文保专家、媒体朋友——能找到的人，我一个个去谈。”苏砚从包里掏出手机，开始翻通讯录。她的通讯录里存了上千个名字，从部级干部到硅谷投资人，从高校教授到独立制片人。她花半分钟筛选出十二个人的名单，开始逐条发消息。
陆时衍没有拦她。他也拿起自己的手机，给方如海打了个电话，约他今晚加班整理一份关于“古树名木认定程序紧急启动”的法律意见书。两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各忙各的，键盘声和发消息的提示音此起彼伏，像一场无声的接力赛。
“你那条线如果走不通，我这边还有一条行政申诉的路。”陆时衍说。
“申诉要多久？”
“正常流程六个月。”
“太慢了。绕开它——能不能走民事？”
“告规划局？”陆时衍放下手机，嘴角弯了一下，“苏总，你又让我当原告了？上次让我给你当原告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