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，结果把我从原告席告到了被告席。”
“这次不一样。”
“哪不一样？”
“这次你赢不了我。”苏砚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头，手指还在手机上敲字。陆时衍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。这次他们不是对手，是队友。这次不需要分出胜负，需要的是把那棵树留下。
接下来几天，苏砚开始动用她全部的资源。她给市规划局的领导打了电话，对方态度客气但坚定——银杏巷的拆迁方案已经公示过了，移植方案也经过了专家论证。除非有“重大新情况”，否则不予调整。她又找了分管城建的副市长秘书。秘书在电话里答应“了解一下情况”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她甚至通过海外投资人联系了一位在国内颇有声望的城市规划学者，对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建议信，指出银杏巷的街巷格局和植被生态具有“城市记忆活化石”的价值，建议整体保留。这封信被转到了规划局，石沉大海。
第七天晚上，苏砚一个人去了银杏巷。
巷子已经变了样。墙上的红色“拆”字喷得到处都是，有些院门上贴着封条，有些窗户已经被卸掉了，空洞洞的窗框像被剜掉的眼睛。巷口的杂货铺关了门，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：“搬家了，新店地址未定。谢谢二十年的照顾。老张。”那个“顾”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，像是写字的人舍不得落笔。
苏砚沿着巷子往里走。路灯坏了一盏，另一盏忽明忽暗地闪着，把她脚下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。她走到十七号院门前，门没锁——或者说锁早就被人撬了。她推门进去，院子里的地砖缺了好几块，她父亲当年搭的那个葡萄架只剩两根朽木柱子。但她不是来看房子的。她穿过院子，从后门走出去，走进那条夹在两排老房子之间的窄巷子尽头——那棵银杏树就在那里。
树还在。
秋天的叶子还没落尽，树冠上挂着一层金黄，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不太真实，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被重新上了一遍金漆。树下的石凳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凳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银杏叶，有几片还带着露水，在灯光下亮晶晶的。
苏砚走过去，没有拂开落叶，就那么坐在了落叶上。石凳很凉，凉意穿透她的风衣渗进后背。她靠着树干，抬头看树冠缝隙里的天空。天空是暗橙色的，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一颗都看不见。但她知道星星在那里，只是看不见而已。她把手机拿出来，翻到父亲的号码——那个号码已经停机快十年了，但她一直没有删。她对着那个号码看了一阵，然后把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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