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笑了。那个笑很淡，嘴角只弯了一点点，但眼底是亮的，像一盏刚被点起来的灯。
周六早上，小银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，头发扎了两个辫子，左边那个扎得有点歪，是苏砚扎的，右边那个扎得很正，是陆时衍出门前重新扎的。小银站在门口换鞋，一边穿一边问：“妈妈，我们去哪儿？”
“去看外公工作过的地方。”
“外公？”
“外公是妈妈的爸爸。”
小银抬起头来。她的眼睛跟苏砚很像，黑亮黑亮的，但形状更像陆时衍，微微上挑，像两枚小小的柳叶。
“妈妈的爸爸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似乎在理解这个关系的链条，“那妈妈的爸爸的爸爸呢？”
“那个太姥爷，妈妈也没见过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苏砚蹲下来，帮她把鞋带系好。
“因为妈妈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了。”
小银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伸出手，拍了拍苏砚的头。那动作很轻，像在摸一只猫。
“妈妈不哭。”
苏砚愣了一下。她没哭。但她抓住小银的手，在掌心里握了一下。
“没哭。走吧。”
那栋楼在城东老工业区，从电子科大开车过去要四十分钟。一路上小银趴在车窗上看外面，不停地问“那是什么”“那是谁”“那个楼为什么那么高”。苏砚一个一个地回答，答到第十五六个问题的时候，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陆时衍最近总说“带孩子比打官司累三倍”。
到地方了。
楼是八十年代末的风格，灰色水泥外墙，格子状的窗户密密麻麻排成几列。楼不高，只有六层。顶层的两扇窗户关着，玻璃上贴着几张旧报纸，看不清里面。楼下的招牌早就换了，现在是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库。大门口进出的是穿工装的搬运工，推着叉车，轰隆隆地响。
苏砚抱着小银站在马路对面。陆时衍站在她旁边，手里拎着水壶和零食袋。
“那就是外公的窗户吗？”小银指着顶楼。
苏砚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。顶层从左数第三个窗户。她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小时候她来过一次。父亲把她架在脖子上，指着那扇窗户说——“看，那是爸爸的地盘。”那时候她还不知道“地盘”是什么意思，只觉得那扇窗户后面的灯很亮，像一颗固定在墙上的星星。
“对。”苏砚说，“就是那扇。”
小银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