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的父亲去世那年，他十九岁。
法学院刚念了一年，寒假回家，父亲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肝癌晚期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，从确诊到走，前后不到三个月。父亲走的那天，窗外下着雪，陆时衍坐在病床前，握着一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。那只手曾经写过无数份判决书和辩护词，做过法学院的兼职教授，握过法槌，也拍过他的肩膀。但最后那三个月里，那只手连一杯水都端不稳。
父亲最后跟他说的话，不是关于法律，不是关于正义，也不是关于做人。他说的是：“时衍，记得按时吃饭。”
陆时衍那时候不懂。他觉得父亲矫情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吃饭。后来他毕业了，进了律所，开始熬夜查卷宗、写文书、出庭，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。胃疼得直不起腰的时候，他会想起父亲那句话。然后去楼下便利店买个饭团，站在落地窗前胡乱塞进嘴里，嘴里塞着食物的时候，眼眶会莫名其妙地发酸。
他以为自己很懂父亲。法官，后转行做律师，一辈子本分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和读史书。家里书架上摆着一套《资治通鉴》，翻得都起了毛边。父亲走的时候，留给他的东西不多——一套旧西装，几本法律工具书，一副象牙象棋，和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写着三个字：时衍启。
陆时衍一直没有打开那个信封。他把它放在书桌最深的抽屉里，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会看到它，但从来没有勇气拆开。他怕里面写的是他不想面对的东西。比如父亲对他的期望，比如父亲的遗憾，比如父亲没有说完的话。他承受不起。
直到那个电话打来。
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苏砚在厨房研究酸辣粉的第四版改良方案，小银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。陆时衍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的是他老家那个三线小城。
他接起来。
“是陆时衍吗？陆铭的儿子？”
声音苍老，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。陆时衍愣了一秒。“我是。请问您是——”
“我姓邹，邹德明。你爸以前的同事。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你小时候我抱过你，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大——”电话那头比划了一个高度，虽然陆时衍看不见，“你爸走了以后，我一直想找你，但听说你去了大城市，忙。现在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几句话？”
陆时衍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“邹叔叔您好。方便的，您说。”
电话那头的邹德明沉默了几秒。陆时衍听到打火机的声音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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